基于行业差异的质量监管政策绩效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

以2015年中国企业一员工匹配调查数据为样本,基于行业差异对质量监管的政策绩效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质量监管存在行业差异,重点行业被抽检的概率要显著高于非重点行业。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企业的产品质量与有无接受抽检之间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虽然质量监管政策偏向重点行业的监管,但对其产品质量起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从政策层面看,对不同行业实施公平的"双随机"抽查机制、构建企业产品质量自我声明制度、利用大数据平台促进监管信号的有效传递是提升质量监管效用的有效途径。     

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不同规模的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上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因而技术创新投入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也可能随着企业规模的变化而呈现差异。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小型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其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大型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其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显示出中小企业在以技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方面具有后发优势。研究建议,应保障中小型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有效供给,促进中小型企业共性技术支撑平台的建设,引导中小型企业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培育和发展服务于中小型企业的科技服务中介机构,从而进一步发挥技术创新投入对中小型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     

企业视角下的劳动力质量与产品质量关系研究

产品质量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劳动力质量则是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要素之一.现有研究用理论模型证明了劳动力质量和产品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且采用公开统计数据和小范围内的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文章采用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从制造企业内部视角对企业劳动力质量和产品质量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结果显示:企业劳动力质量与产品质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稳健性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可靠性.     

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状况与路径选择——基于570家企业4794名员工入企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CEES调查数据,全面考察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现状与路径选择。调查分析显示,我国企业转型升级整体状况是:整体绩效趋稳,结构分化明显。突出表现在转型升级绩效、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家精神、增长模式等7个特征性事实方面。据此,加快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应重点选择:形成面向市场的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加快从"速度盈利型模式"向"质量盈利型模式"转变;加大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以形成人力资本红利;注重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升。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制定加快"制度型企业家"向"创新型企业家"转型的系列政策;消除政府的"父爱主义",加快"僵尸企业"退出市场;大力发展以技能人才为基础的国家人力资源培养体系;促进多元质量信号充分供给形成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     

居民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主观感知的评价

居民的实际感知与经济增长的客观事实相背离,是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表现,实证研究发现,人均GDP、消费以及GDP增长率对经济增长质量主观感知的作用呈非线性关系。在控制居民个人特征以及区域特征以后,人均GDP对于经济增长质量感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而消费增长的效应则是显著的。 GDP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是先提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基于实证分析而得出的政策建议是：进一步提升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注重和加强改善民生尤其是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新常态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文章运用2015年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综合运用时间序列DEA、随机前沿(SFA)和LP一致半参估计等方法,对新常态以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及其变化状况进行了综合测算.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分布、地区分布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管理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吗?——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与现有文献多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出发研究劳动生产率增长问题有所不同,本文基于2015~2016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管理效率这一重要的微观因素对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进行了稳健地实证检验。运用OLS、PSM和IV等估计策略,本文研究发现:管理效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管理效率每提升10%,其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边际贡献约为14.2%。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与"低管理效率"分组企业相比,"高管理效率"分组企业在人力资本质量、物质资本质量、产品质量竞争力、内部知识分享等方面表现更优,上述4个因素是管理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提升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产品质量信号与企业融资成本的相关性研究

以“中国企业-雇员匹配调查”（CEES）数据库中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研究我国制造业企业的产品质量信号,是否与其融资成本存在相关关系。研究以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得的企业融资成本数据作为因变量,以企业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否获得国际市场准入和自有品牌数量作为自变量,来反映企业的产品质量信号传递状态。研究发现,在控制抵押物规模、杠杆率、固定资产周转率、董事会治理结构等因素的条件下,品牌信号与企业融资成本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产品质量信号传递的低效,以及信号传递机制的失灵。     

科技创新政策绩效为何被扭曲:基于企业迎合的实证解释——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经验证据

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一手数据,基于迎合理论,对企业在R&D补贴申请中的迎合行为进行了识别,并实证分析了迎合行为对R&D补贴政策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存在策略性增加非发明专利投入、对标政府科技专项设立研发项目等行为,以向政府发送虚假的研发能力信息,迎合科技创新政策筛选标准;企业迎合行为会削弱科技创新政策的正向引导作用;政府R&D补贴目标导向的短期性和企业研发投入长期性间的冲突是诱发企业迎合行为的主要原因。研究建议,健全R&D补贴的遴选标准,综合考虑新产品产出等产出性指标;转变R&D补贴激励机制,实行"科技券"等后补助制度;发挥市场机制在研发创新中的主导性作用,减少政府替代性选择行为。